清华大学西门外，清晨已有游客排队等候。他们并非来参加学术会议或校园招聘，而是希望进入这座中国顶尖学府“打卡”。然而，自2023年恢复预约入校以来，清华实行“每人每180天仅可成功预约一次”的限制；在北京大学东侧门，类似的排队也在同步上演。与清华大学不同的是，北京大学一般仅在双休日、法定节假日及寒暑假向社会公众开放，且90日内不得重复预约。即便如此，预约名额仍“一票难求”，甚至催生出一条灰色产业链。
2025年9月29日，清华大学保卫处发布《关于严禁违规报备、违规载客入校的警示通报》，披露四起校内人员参与“黑导”“黄牛”牟利的典型案例：一名教职工被解聘并行政拘留；一名学生因组织“研学团”违规入校，失去免试推荐研究生资格；另有学生通过匿名平台招募“下线”，为校外人员代预约牟利，最终被纪律处分并上缴违法所得。
这些案例折射出一个深层矛盾：作为国家财政支持的公立高校，大学校园究竟属于谁？其空间资源是否应向社会开放？若应开放，又为何举步维艰？
从“随时可进”到“预约难求”
资深媒体人、社会学者李智勇指出：“疫情前，大多数大学的大门是随时可进的。疫情后，几乎都不可进。”他将这一转变归因于“社会风气的趋紧”，并用物理学比喻解释管理惯性：“管制符合牛顿力学原理，一旦开始，将保持匀速一直延续下去，除非有足够的外力把它阻止，它自身并无停止的动力。”
事实上，高校封闭化趋势早于疫情。2019年之前满江红配资，部分高校因安全、教学秩序等理由逐步设立门禁。但疫情成为加速器，健康码、行程核验、限流措施被制度化，即便后来防疫政策全面退出，高校大门相关管控却未同步解除，并一直延续至今。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封闭逻辑已蔓延至几乎没有参观需求的普通高校。全国数千所本科院校、高职院校常年并无多少游客参观，却同样实行较为严格的门禁制度，外来人员需登记、审批甚至被拒之门外。这说明，绝大多数校园封闭并非单纯应对“人流压力”，而是一种系统性治理偏好：以“安全”为名，行“隔离”之实。
公共属性与管理现实的冲突
大学是否应向社会开放，本质上关乎其公共属性与教育使命的平衡。
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均为教育部直属、中央财政拨款的公立高校。其土地、建筑、师资均来自公共资源投入。理论上，校园空间具有公共产品属性，理应适度向公众开放。
然而，现实中的管理逻辑截然不同。校方普遍将校园视为“内部单位”，首要任务是保障师生教学科研秩序，其次才是社会服务功能。一旦出现扰序事件（如游客喧哗、车辆乱停、商业拍摄），便倾向于收紧政策。2025年清华大学通报的“黄牛”案，正是这种紧张关系的极端体现，旺盛的公众需求与僵化的准入机制之间，裂隙被“黄牛”利用。
国际镜鉴：开放即创新土壤
知名学者郑毓煌近期在视频号中记录了带母亲参观麻省理工学院（MIT）、哈佛大学的经历。他发现，麻省理工学院、哈佛大学没有中国大学传统意义上高高的校门，没有保安查验身份，校园道路与城市街区无缝衔接，市民可自由穿行、休憩、旁听公开课。
麻省理工学院官网将“Belonging and Community”作为核心价值观之一。这种开放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无界，更是文化理念的体现：大学是社会创新的引擎，而自由流动的思想与人群，正是创造力的来源。
郑毓煌反问：“高校校门建得一个比一个更大，但是真正服务到社会了吗？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，真的能学习得更好吗？”在他看来，中国的大学或许应该在自由、开放、好奇心、属于社区等方面好好的向麻省理工学院去学习。
“大学属于谁？”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不应仅由校方或管理部门给出。作为国家投入建设的公共教育机构，其资源本质上属于全社会。开放不是额外的优待，而是其应尽的职责。
教育部部长怀进鹏9月23日在国新办举行的“高质量完成‘十四五’规划”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，高等教育方面，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60.8%，进入普及化阶段。
当前大学早已不再是精英群体专属的象牙塔，而是全民终身学习的重要载体。在此背景下，校园开放不应被视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便利，而应成为公立高校履行公共责任的基本要求。
郑毓煌强调满江红配资，“自由和开放恰好是创造力的来源。”若大学只对内部人开放，只服务于论文与排名，那么它或许能产出数据，却难以孕育真正的思想与变革。是时候重新思考校园开放问题，这不仅是管理技术的调整，更是教育理念的回归。大学，终究应属于社会，属于未来。唯有打破“封闭惯性”，重建大学与社会的信任纽带，才能让校园真正成为属于全体人民的知识家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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